图话一个遥远的叙利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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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那一天整整两周年。至今我有一得一失：“得”为从那以后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，不论是喜乐还是忧愁；“失”为共事近一年的埃及同事近在咫尺升入天国。五个人去，四个人回，那趟行程历历在目，却很少被提起。
我从2013年9月起赴任新华社开罗分社摄影记者，负责埃及以及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摄影报道。那时候，中东北非是一块满地新闻的宝地——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对于百姓而言的痛，却是新闻记者的“乐”，尤其对于摄影记者来说，这样的体验和经历确是同行与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。在埃及，我经历过宵禁；可以与持枪士兵握手合影；混迹于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中；游走在军警和示威者的冲突之间；近距离拍摄恐怖袭击后的现场……
回国后，有不少朋友误夸我是一名勇敢的“战地记者”。尽管在冲突地区执行报道，我对这个“头衔”表示否认，但真心向我身边那些曾经长期或正在战乱地区工作的同事致敬。我想，担待得起这个光荣头衔的大抵只有两类人：一类，已在战地为工作而死之人，我们称为“英雄”，此时却无法写字；另一类，正在战地为工作奔波之人，我们称为“职业”，此时根本无暇写字。
文归正题，驻外874天，我倒曾有一次真正踏上“战地”的经历。
2014年5月下旬，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组织报道团队前往叙利亚，报道该国七年一次的总统选举。一方面，国家处于内战状态；另一方面，叙利亚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佳，因此能够获得官方签证入境报道的外国记者寥寥无几。因为新华社是中国的官方通讯社，我和同事——陈莹、孙鑫晶、艾哈迈德·哈桑（埃及）、陈牧农，在埃及开罗申请并得到了这张具有“邀请函”意义的签证。
艾哈迈德·哈桑是新华社中东总分社聘用的埃及籍摄像记者。在我初到开罗时，就从同事们的口中了解到，他与其他埃及人不一样，寡言、守时、稳重。我作为摄影记者，是与他共事最多的人，在工作和生活中慢慢发现他身上更多的特点——认真、容易害羞、因为长相俊朗而极有女人缘。“Hobo”是他在年轻同事间的绰号，这个发音可爱的阿拉伯语单词在埃及本地有“爱情”的意思，是某位同事在一次与他谈论恋爱话题后传播开来的。
Hobo为新华社工作的年限不短，除了在埃及报道社会动乱以外，还去过利比亚、南苏丹等战乱国家，是一名经验丰富的“战地记者”。叙利亚之行对于他照理而言，只是一次例行公事。然而，就在申请和等待签证的时候，他曾向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表达过“害怕”、“紧张”的情绪，与我们这些期待首次踏上“战地”的新手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。
我原本以为他是对于新婚的妻子恋恋不舍，回头才发现，也许这是一种生物冥冥之中对危险的预感。
大马士革机场，我们被“请”在一间工作人员办公室内接受材料审查
2014年5月29日，从开罗出发的五人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驻地记者刘阳、张迺杰会面，携手新华社聘用的叙利亚籍记者若干名，开始此次大选报道。
大马士革是座四面环山的老城，我们一行住在由政府军掌控的市中心，方圆三公里据说是“绝对安全”的。然而，我的感受却不乐观——从远处传来的迫击炮声不绝于耳，重要建筑物边的防护墙面千仓百孔，街头行人寥寥无几……初来乍到的我们被限制出行、要求远离窗户、谨慎使用拍摄器材等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战地并非枪林弹雨的豪迈场景，而是连空气都被凝结的阴森空间。
面对紧张而复杂的形势，我们对于报道，尤其是画面报道，一筹莫展。
来叙第二日，我和同事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走马观花地认识大马士革城区，尽管被允许有条件地拍摄和采访，但是素材远不及我们预想的丰富。傍晚，我和摄像记者孙鑫晶互相壮胆，决定在酒店附近的街道上“扫街”。我带上一台相机和一部iPhone手机，他带上便携式摄像机，两个看似游客却又不可能是游客的人游荡在大马士革街头。顺便说一句，人们印象中头戴钢盔、身着防弹衣的“战地记者”形象往往是不现实的，因为那副装扮既累赘又显眼，不利于采访不说，更有可能成为被袭击的目标。因此，在叙采访期间，我们一行所有记者都是裸露在危险之中。
这趟“扫街”并非一无所获。我们在市中心广场遇到总统候选人巴沙尔·阿萨德的支持者正举行集会，情绪本就高涨的人们在看到外国人拍摄后更为热血，他们挥舞国旗、鸣笛助兴、高喊口号、与巨幅海报合影……不久，拍摄正酣的我们被军人请回了酒店。我将拍摄的画面传回编辑部，照片第一时间播发后，受到包括美国《时代》网站在内的国际媒体采用。
所谓万事开头难。在掌握了紧张气氛和采访拍摄的平衡技巧后，我们一行的工作也开展地井然有序。随后的几天内，我们进行了街头采访、政府官员专访、投票地的踩点、难民营的探访……一路上，一边听着不时传来的炮弹声、接受每隔几百米就会出现的安全检查，一边认识一个慢慢揭下战争面纱、露出生活气息的历史古城。
表象是极具欺骗性的。我们一行在“和平”的表象下越走越深，已经不满足于只在首都的采访，决定在投票日前夕赶往刚被政府军收复的中部城市霍姆斯。前往叙利亚之前，我看到西方电视台制作的一档纪实节目《回家》，讲述的就是在政府军与反对派交战甚酣的中部重镇霍姆斯，因战争背井离乡的人们回到家乡。那时候，如果成行，我们将是第一批走进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的中国记者。
路途遥远，加上关卡重重，从大马士革北上的一路，我们一行却未显倦意。车厢内播放着中文流行歌曲，车窗外可以看到自然风景在黄沙与绿树间转换，要不是时不时被持枪军人拦下检查的话，我还真误以为在西亚某国自驾旅行。偶尔看到几面破损的叙利亚国旗飘扬，我才回过神来，这是在战地执行报道任务。
Hobo坐在副驾驶，和往常一样寡言，时不时掏出前胸口袋里的香烟，礼貌地派发一圈，独自抽起来。
近五个小时的车程，在国内无非是两座巨型城市间的高铁时间；在叙利亚，就会看到战争与和平间的差别。
两天在霍姆斯的采访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揪着心的。一方面，听从当地军人的指挥，完成选举程序的报道；另一方面，渴望拍摄和了解当地人的故事。但每当举起相机或者手机拍摄时，即使军人不强烈拒绝，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。此时，我不想谈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，蹲在非洲小孩身后的秃鹫并不能激荡我作为拍摄者的心灵。但只有亲身走在“断壁残垣”之间，我才会真正理解“尊重”的含义。
从霍姆斯回程，气氛显然没有来时轻松。司机一个走神引起的小插曲，更是增加了几分惊险——我们的汽车驶入一条小路，隐约看到远处一个检查站，司机因为看不清站上的标志，误以为是进入反对派的领地，竟不自觉地减速，甚至要倒行。此时，远处的两名军人向我们走来。车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审判，屏气凝视。
司机摇下车窗，交出所有人的护照，“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。”
“欢迎。”士兵笑了，我们才敢笑。
原来，这个检查站属于政府军，正在更换旗帜，才引起司机的怀疑。
2014年6月4日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。我们一行将完成此次报道的最后一项任务。视频记者孙鑫晶、Hobo、叙利亚司机哈桑以及我，四人于傍晚从市中心酒店开车前往国家最高宪法法院，采访拍摄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。车上，Hobo依旧拿出香烟，每人分发一支。这一次，我们都接了下来，似乎是在庆祝即将结束的战地之行。“干完这一场，明天就能回家了，”我还拍拍Hobo的肩膀，逗趣地问道：“是否想在埃及的老婆了？”他点点头。
当晚，叙利亚官方宣布候选人巴沙尔·阿萨德得票较高，赢得选举。21时20分，完成拍摄任务的我们走出最高宪法法院，按照工作惯例，准备拍摄外景镜头。我和孙鑫晶分别站在Hobo两边，面对法院建筑，举起拍摄器材。
我听到一声清脆的“叮”，Hobo连同摄像机倒地。我看到他的头部和脸部淌出鲜血。我下意识地蹲下，一回神，猜测那声响是子弹打破头颅的声音。我似乎比周围的人要冷静，他们尖叫、窜逃、拉扯，我除了用力喘气以外，没有过度紧张。我在确认没有第二颗子弹打来后，找到一旁的同事孙鑫晶和司机哈桑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他们应该先回到办公室；而我选择送Hobo去医院。
在一名叙利亚青年的帮助下，我将Hobo送上另外一名好心人的汽车。他讲阿语，我讲英语，互相听不懂，但是我们知道要去医院。Hobo躺在青年的腿上，在后排；我拿着所有拍摄器材，坐在副驾驶。我向Hobo大喊，试图叫回他的灵魂；他用力呼吸，但每一次呼吸却带出更多的鲜血。我记得那条开往医院的路很久，久到我有时间害怕，害怕Hobo就这样离开；害怕自己也会受到伤害……
下了车，我和青年抬起Hobo进入医院，一路上我看不到医生和护士前来急救，担架也是由懒散的护工迟迟送来。走进医院，我才发现等待急救的病人排着队，孩子、女人、老人，身上各处缠着白色绷带。我的情绪有些失控，拦下任何一名穿着白大褂的人，告诉他们：“我是中国记者。这是我的摄像师，请救救他！”我翻出我口袋里和他口袋里的所有证件和货币，喊着：“请救救他！”
几名医生围着他，架上呼吸机、吊上生理盐水，没有更多的措施。我在填写完基本的表格和给同事打电话后，走到Hobo身边。我可以看到他的胸部还在强烈起伏，但对于我的呼喊已经没有回应。我和几位护工又将他推向二楼，拍摄脑部CT。对于我的询问，医生摇摇头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两名叙利亚同事带着头盔和防弹背心来到医院，他们让我穿上，告诉我说：“外面是战场！”交接完手续，我走出医院大门，抬头看，才发现夜空被子弹划破。黑幕映衬的弹道就像中国农历除夕的烟花。
来到司机哈桑的车边，我犹豫了一步。按照动乱地区记者生存守则，我该选择后座；但冥冥之中，有一只手把我推向了“危险系数”较高的副驾驶。一路上，我看到军人和平民打成一片，以朝天鸣枪的形式庆祝总统的连任。但是，我隐约看到了有人用机枪在横扫。随后，一声巨响传来，耳鸣良久。
回到办公室，我还能自主步行；但在沙发边，我的腿却软了下来。在同事面前坚持不住内心积攒太久的情绪，我嚎啕大哭……办公室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“中国通讯社记者被子弹打中”的新闻；同时，司机哈桑告诉我，刚才的车辆后座被三颗连续子弹击穿，离开油箱咫尺。
我几乎一夜未睡。第二天，没有来得及再次前往Hobo的医院就接到指令返回开罗，有同事被留下处理后事。从办公室开往机场的路上，我看到路面上有成堆的弹壳，闻到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。
在接受若干天的抢救后，Hobo最终在叙利亚被宣布脑死亡。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的领导、同事以及他的家人把他的遗体接回开罗。后来同事告诉我，在Hobo的行李里找到了刚领不久的结婚证。这件行李，让我再一次相信冥冥之中的力量。
应该说，Hobo的后事得到了最好的处理。就在我离开埃及前，同事们经常会一起前往他的家和墓地拜访。但是对于这段细节，我一直以来没有勇气去回想和纪录。即使跟最要好的同事、跟最亲近的兄弟，我们也是默契地避而不谈。
如今，大多数当时在埃及和叙利亚共事的同事已经回到国内的工作岗位，继续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。作为唯一的全过程的亲历者，我在事发两年后选择直白地将那趟叙利亚之行纪录下来。我的心里很矛盾，一方面，不想借用Hobo的名义给自己添上任何标签；另一方面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曾有一名埃及青年为中国的新闻事业付出了生命。
2016年5月23日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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